三十九年的公僕生涯

在六十年代初期，政務官是男性的天下。我在一九六二年受聘為政務主任時，是首三位女性政務官之一。當時政府還特別舉行記者會宣佈有女性加入政務主任行列。

當時的政府文化，歧視女性。雖然工作的性質一樣，但男性的待遇比女性的較佳。於是我和一班女性公務員為了改變此不公平的現象，在一九七九年組織「女性高級公務員協會」，爭取公平待遇。經過多年的努力，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取得成果，使女性和男性公務員獲得同工、同酬、同福利。

在三十九年公僕生涯裡，我有幸成為首位女性助理財政司、首位女性副署長、首位女性署長、首位女性司長、首位華人及女性政務司，這是我畢生的
榮幸。外界可能以為我平步青雲，仕途一帆風順，其實，我也經歷過挫折、打擊及升職願望落空的時候。當年發生郭亞女事件，傳媒及輿論排山倒海似的向我攻擊。要不是我想起了小時候嚐過種種逆境，以及從母親身上學習了魯迅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的精神，我怎能不斷提醒自己要努力不懈，克服事業上的難關呢？當然，我最感欣慰是，今日郭亞女已經學業有成，有穩定的工作，而且還答應我會好好照顧母親。

我想再舉一個例子，就是爭取電信市場的開放。眾所周知，當年的香港電話公司及大東電報局壟斷香港市場，在沒有競爭下，市民必須支付高昂的通話
費用，承受沉重負擔；同時亦影響營商環境。英國大東電報局當時為香港電話公司的單一大股東，在英國有廣泛的人脈關係，在我推動電信市場開放時，遇到來自港督及英國方面的沉重壓力，不難想像。如果我堅持的話，可能影響仕途。但我細想，落實電信市場的開放，與大眾市民的利益息息相關，並會提高香港在國際扮演電信樞紐的地位。假如屈服於壓力的話，有違我一貫做人處事的原則，區區個人的仕途，何足道哉！所以在最後拍板階段時，差不多每週都要謁見港督及接見從英國來訪的游說人士，但這些游說及來自上級的壓力，並沒有影響我的立場，憑着道德勇氣，我仍然堅定不移地推動電信市場的開放，終於在任職經濟司期間，成功落實此政策，使我得以放下心頭大石。

九七回歸，我由布政司過渡為政務司司長，原本打算在二零零零年退休，但接受特首董建華先生的邀請留任至二零零二年。及後，我不認同董先生推行的問責制，敢言直諌。因為我不欲唯唯諾諾，所以毅然提早一年離任，但是我們兩人皆對事不對人，我離任時，董先生還給我一封內容誠懇的告別信，肯定了我多年來的貢獻及感謝我對他忠誠的支持。